1925年9月23日起，魯迅經過的事況了長達105天的頭痛發燒，由此帶來的肉體病痛和性命危機感影響深遠：其作品表裡佈滿“熱”“冷”表達，有熱到發冷的的雜文，有外冷而內熱的散文詩，也有《往星中》《走向窮鄉僻壤》《藝術的表示》《從藝術到社會改革》等會商天人苦樂、“靈與肉”交爭的譯文，透視“在人世”“兩個世界”“象牙之塔”“文學與社會”等關系中的南北極對立。學界對魯迅文學與疾病關系的研討不少，但年夜都注視于魯迅小說中的疾病隱喻和身材敘事，對疾病體驗與魯迅文學的全體轉向掌握不敷[1]。復原魯迅疾病體驗和他的譯作、創作的文本甚至是文字聯繫關係，從“冷”“熱”“補藥”“瀉藥”視角來熟悉魯迅性命體驗和“精力界之兵士”的人世詳細性，可以更好地輿解魯迅文學在1925年“從肉向靈”的計謀性調劑，即“用唯物論盡向深邃處鉆曩昔，則那處所必定有唯心論之光呈現”[2]。

魯迅1925年

一、“中國的病證”

1925年9月23日，魯迅日誌“午后發燒，至夜年夜盛”；此后一天，魯迅在《<看勿“改正”>附記》末尾落筆 “一九二五年玄月二十四日，身熱頭痛之際，書”。身熱頭痛是癥狀，詳細何病則未記，魯迅按冷熱掉調或許消化不良招致的熱毒病癥處置，由於24日誌“服規那丸”。規那丸即奎寧丸，魯迅日誌中也有記為雞那丸的[3]，可解熱，能“令瀉”，與西醫類涼藥、瀉藥一類的專門治熱病的藥效能相類，是魯迅家的常備藥。魯迅1913年10月，11月，1914年5月， 1914年10月，1918年10月中，都有服規那丸退熱的記載。一次一兩顆或三四顆不定，五顆是最大批的記載。周作人亦有服規那丸瀉火的日誌，如1917年5月8日誌：“晴，上午往北年夜藏書樓，下戰書二時返。自昨晚起稍覺不適，似發燒，又為風吹少頭疼，服規那丸四個”。同月11日：“陰，風。上午補服丸五個令瀉，熱仍未退。”[4]

“發燒”在魯迅日誌中罕見，9月23日此次發燒連續時光很長，對魯迅的思惟和文學影響很年夜，為便利言說，無妨稱為“九二三熱”。第二天24日，記服規那丸，未寫量。29日魯迅給許欽文寫信，說“年夜約是疲憊與睡眠缺乏之故，此刻吃藥，大要就可以好罷”；30日又致許欽文，“病也好起來了”；現實上，“九二三熱”不像往常，相當固執，“好起來了”不外是魯迅的悲觀說法。10月的1、3、5、8、14、17、22、29日日誌，都有“往山本病院診”。11月8日致許欽文信：“我病已漸愈，或許可以說痊愈了罷，現已教書了。但仍吃藥。大夫禁飲酒，那倒沒有什么；禁勞作，但還只得做一點；禁抽煙，則苦極矣，我感到這般，倒還不如生病。”11月“往山本病院診”的日誌有三次；12月“往山本病院診”有四次。可以說，1925年9月23日后到1926年頭，魯迅都是在年夜鉅細小反反復復的“熱”的狀況中寫作的。偶合的是，這段時代的作品多和“熱”“病”“夜”以及荏弱而堅強的“魯迅”性命抽像有關：11月3日的《弟兄》，有“猩紅熱”語；12月3日《<出了象牙之塔>后記》有“一帖涼藥”語，題名是“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十仲春三日之夜，魯迅”； 12月31日《<華蓋集>題記》呈現“沾水小蜂”“魂靈的荒漠和粗拙”“一九二五年十仲春三十一日之夜，記于綠林書屋東壁下”等語。今年關于九二三熱的最后一次的“往山本病院診”是 12月26日，魯迅喟嘆“病葉呵”的《臘葉》即是這日做的。到了1926年1月的3日、5日兩次“往山本病院診”后，“九二三熱”才算是“好起來了”，連續了近四個月。在此時代，做于“夜”“深夜”中的文章是名副實在的“熱風”。魯迅在1925年最后一天夜里的《<華蓋集>題記》中說，“我的性命，至多是一部門的性命，曾經消耗在寫這些無聊的工具中”。正如一個多月前《<熱風>題記》中“如魚飲水心裡有數”的話，是如魚飲水“冷”“熱”自知。

熱中的魯迅，深知“一帖涼藥”的利益，對肉體，也對精力；對本身，也對中國。今年12月3日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記》中說，“著者所指責的微溫，中道，讓步，虛偽，吝嗇，自豪，守舊等世態，的確可以懷疑是說著中國。” 12月18日寫的《十四年的“讀經”》中的“應付，偷生，獻媚，弄權，無私，但是可以或許假借年夜義，竊取美名”，和《<出了象牙之塔>后記》中的“微溫，中道，讓步，虛偽，吝嗇，自豪，守舊”，連用語措辭、標點符號、話語語氣都一樣。翻譯和創作，本國與中國，由於熱的“病證”一樣，是以是可以服用他“移來”的這一帖涼藥的。

當我傍觀他鞭責本身時，仿佛苦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來卻又霍然，好像服了一貼涼藥。生在陳舊的古國的人們，倘不是洪福齊天，未來要得外務部的表揚的，大略總覺到一種腫痛，有如生著未破的瘡。未嘗生過瘡的，生而未嘗割治的，大要都不會了解；不然，就清楚一割的創痛，比未割的腫痛要快樂得多。這就是所謂‘愉快’罷？我就是想借此先將那腫痛提示，而后將這‘愉快’分給同病的人們。[5]

魯迅晚期的翻譯是補藥性質的，性“熱”，如作為“文術新宗”的《域外小說集》，為補中國生氣缺乏之癥，所謂“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說鐳》《月界觀光》等也是，意在“拿來”“古源”所無、中國所需的新養分，做公民精力的補氣養元之用。可是在1925年“九二三熱”前后，魯迅的翻譯就成了相似規那丸一樣的涼藥、瀉藥，以瀉火敗熱為主，有警示病證、分送朋友治愈的愉快之效，如《出了象牙之塔》和《壁下譯叢》中諸文。偶合的是，魯迅此時所做雜文也多是涼性的清熱藥：11月18日《十四年的“讀經”》，所清之熱是：“讀經”“尊孔，崇儒，專經，復古”“以孝治全國”“以忠詔全國”“以貞節勵全國”。11月22日《并非閑話（三）》，所清之熱是“純粹的”“念頭”；《焦土政策主義》所清的熱，是“幾樣主義”“根本治理”“廓清全國”“中國的婦女”的“束縛的路”；11月23日《孀婦主義》的熱，是“速成師范”“賢妻良母主義”“神道設教”“儒行”；12月8日《這個與阿誰（一）》的熱，是“欽定四庫全書”；12月18日《“正義”的花招》的熱，是“正義”“道義”“名人”“正派人物”；12月22日《碎話》的熱，是“魁首”“正派人物”“思惟”“公論”；12月28日《這回是“大都”的花招》的熱，是“大都”“通品”；12月29日《論“費厄潑賴”應當緩行》的則是“費厄潑賴”。

魯迅的翻譯辦事于他以文學改革社會的意圖，從供給思惟、文明、主義、實際等等補品，變為先瀉熱毒后補養分，這是魯迅的一個改變。熱毒不往，補品反而有毒，“自問茍僥幸卒業，或不至為殺人之醫”[6]，這一對意在救人反而成殺人大夫的喜劇的自發，招致魯迅從留日時代的思惟扶植和五四時代的文學創作轉向后五四時代的“雜文自發”[7]。“說到中國的改造，第一著天然是掃蕩廢料，以形成一個使重生命得能出生的機運”[8]。立人立國，不破不立，在破舊中立新，此論由魯迅1909年的《破惡聲論》始，貫串至1925年周全落實，尤其是“九二三熱”后。以熱文為涼藥，先敗火后滋補、涼熱并用的意圖，互文于魯迅這個時辰的著譯文章。

熱，不單是魯迅的性命與魔障斗爭的癥狀[9]，也是他的人生選擇。在給許欽文的信里，魯迅提到安特萊夫的四幕戲劇《往星中》的時辰，他說“我認為人們大略住于這兩個相反的世界（《往星中》的兩個世界，一個是地理學家向往的寬大奧秘的、冷而溫和的天然世界；一個是其子所追蹤關心的“熱，但是滿有著苦痛和悲涼的人世世”）中，各以本身為是，但從我聽來，感到地理學家的聲響固然弘遠，卻有些充實的。”[10]地理學家的冷或許是真的，合迷信的，但魯迅選擇熱而苦的人世世。魯迅并非不求真，只不外求的是詳細的以報酬主體的真。對他來說，真諦假如沒有主體，即使完善無缺，那也是假而無趣的，正如天上年夜如車輪的花朵[11]。他寧愿在有瑕疵甚至年夜缺點的主體中追求真諦，如許的真諦不完善但真正的、能“攖人心”。我們了解，晚期魯迅尋求真諦的立場是極真個“惟向所信是詣”（《破惡聲論》）。這種不計后果的尋求和魯迅所謂“對抗盡看”的對抗，實在是一回事，配合同一于一個“詣”字。詣者，尋求真諦之舉動、“指回在舉措”之“舉措”也。分歧的是，《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時期的魯迅，尋求的是《往星中》的父親式真諦，認為真諦存在于與人有關的冰涼的天然世界，行者魯迅“指回在舉措”，不在人——無論體魄健全與否。此時代的魯迅，沉著、冷淡，“并非急切而不克不及已于言”。但“九二三熱”前后，魯迅的“舉措”釀成了不問成敗的戰斗[12]，魯迅作于此時代的《過客》，沉著但不冷淡，服從自心的召喚也感謝小女孩的好意，因此具有冷熱過渡的顏色，可看做對詣字的新解。魯迅此時的求真，從《往星中》冷淡的父轉為熱鬧的子，保持真諦的人世詳細性，行者魯迅轉為對抗盡看者魯迅，決盡的冷淡中，亦有對“公民”——無論精力愚弱與否——的同情。在6月18日的《突然想到（十一）》中，魯迅說，“我也另捐了少少的幾個錢，可是本意并不在以此救國，卻是為了看見那些誠實的先生們熱情奔忙得可感，欠好意思給他們碰壁”。這些人，這些事，在魯迅筆下佈滿“人世至愛者”的溫度：“共享空間幾個小先生”“幾張小紙片”“老練的宣揚文”“強大的腕”“帶體溫的銀元”。這是他“人世世”態度的天然浮現，此前“聽將令”，做《呼籲》，譯域外小說，此后攙扶青年做文章，編刊物，出叢書，做《我要說謊人》，餐與加入政治社團，“引認為榮”的“同道”，都是如許的弱者甚至愚者，是《往星中》“兩個相反的世界”中的“熱，但是滿有著苦痛和悲涼的人世世”。

這個“人世世”起首是中國。1925年1共享空間1月3日，在《<熱風>題記》中，魯迅發問“中國的病證畢竟若何”。“中國的病證”在魯迅文學中初次呈現。棄醫從文的魯迅，慣于以病為對象，以文學為診斷、為藥救：1902年和許壽裳會商“幻想人道”“病根安在”[13]，1919年《<呼籲>自序》提出救治精力疾病的“第一要著”，1925年4月8日致信許廣平，要做“攻擊病根的任務”[14]，12月3日《<出了象牙之塔>后記》中說“同病的人們”。 無論是病仍是藥，都是精力性質的，這都是我們已知的。但“中國的病證”，是他在“九二三熱”的疾病體驗中提出的，此前此后，他在譯著和創作中大批書寫“物資”“精力”“肉”“靈”“天堂”“天堂”“人世世”“充實”“苦痛”等“兩個相反的世界”。從小我的病聯想到“中國的病證”，對魯迅來說不是新穎事，但從冷色彩的精力文本到冷熱協調文本的轉向，不只是文學方式的變更，也是魯迅全體文學不雅的計謀調劑，值得留意。

魯迅的選擇源于有他的“性命之火”[15]，這招致他處處遇冷的華蓋運。實在，并不是魯迅的四周非分特別冷，以致于他非得“所欲常抗”不成，其實是作為熱源“性命之火”的他，除非碰到異樣是熱源“性命之火”的一二“良知”，其所遇冷似乎是他這個心系家國興衰的熱情人的宿命[16]。魯迅文學源于魯迅的性命之火，能撲滅火種，卻不克不及撲滅“沙石”。魯迅在《出了象牙之塔·藝術的表示》和《兩地書原信·十五》中都說過相似的話。“由於實施安慰，總須有若干人有激動才有應驗，就是所謂須是木材，始能以一顆小火熄滅，倘是沙石，就無法可想，投下火柴往，反而無聊。”[17]四周火種少而沙石多，招致魯迅所遇常冷。和他熱人冷命相契合的是，魯迅的熱在文字上往往出之以冷，冰涼。說冷熱話，做冰火文，“于狂歌浩熱之際中冷”，構成魯迅特有的極熱與極冷合為一體的奇詭文風。

1925年11月3日，在做《弟兄》的統一天，魯迅做《<熱風>題記》，說“但假如凡我所寫，簡直都是冷的呢？則它的性命本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畢竟若何。但是，無情的冷嘲和無情的譏諷相往本不及一張紙，對于四周的感觸感染和反映，又大要是所謂‘如魚飲水心裡有數’的；我卻感到四周的空氣太冷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如前所述，魯迅是冷空氣中的熱源，是灼人的性命之火。所以，站在魯迅一方，無論他說的是冷嘲，是熱諷，都是他性命之火的熱的產品，名副實在的“熱”之諷。況且從9月23日到寫《<熱風>題記》的時辰，他曾經“熱”了整兩個月了。他幾回再三給伴侶說熱的緣由是“睡覺少”，而他的“夜”并不屬于“睡覺”，他幾回再三在夜里寫作。《<熱風>題記》后仍然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魯迅”。第二天日誌，“晴。上午往中年夜講。往山本病院診。”

這種冷熱體驗，是魯迅好用反語的一個內因。周作人在《魯迅的雜文》中說，魯迅長于以字句上的冷毒寫其專心的非常熱絡，“挖掘病源……掘到根柢里，所謂誅心之論，本意天良乃是為的要中國人好，這在普通的人是不年夜可以或許清楚的，由於他的熱情與憤激，使得他的話不單顯得尖利，並且有時似乎刻毒。”[18]魯迅文學，聲每出以默，熱每出以冷，意每出以反。正如魯迅所謂“淺笑的淚”。“年夜的笑的陰蔭力，有著年夜的悲。不是年夜哭的人，也不克不及年夜笑。”“笑里有淚”“見了漫畫風的作品，而僅以一笑了之者，是全不理解真的藝術的人們罷。”[19]

反語不只僅是藝術，也是盔甲，以冷說熱，如以冰包火，對觀光于無處不在無所不染的沙石語境中的魯迅文本構成一層話語維護。魯迅在翻譯《出了象牙之塔》時沒有翻譯此中的《文學者和政治家》，但魯迅批准此中的不雅點，即文學者和為政者由於追蹤關心對象的雷同，都是“大眾的深奧嚴厲的內底生涯的運動”，是以不成防止的有一種聯繫關係：“文學者總該踏在實生涯的地皮上，為政者總該深解文藝，和文學者接近。”[20]魯迅承認而不翻譯的來由，顯明是煩惱本身的文章被語境介入應用。他認為那時中國的政治與文學的接近“常有”，但卻不是《文學者和政治家》所說的為了大眾，而是為了各自的好處，兩邊的接觸是在“暗中的暗影中開演”，是魯迅所說起的圣武與圣野豬[21]的一起配合，而不是為大眾的。是以“由於本身的偏頗的憎恨之故，便不再來譯添了。”[22]可見，1925年的魯迅，不會超然的“為藝術而藝術”，也不會冷冷的“掉臂短長的講論長短”，而是要從“中國的病證”角度，看“療效”。也就是說，他的翻譯和他的創作一樣，都是他的“一劑涼藥”，而不是“純”文學“純”思惟。他不會在政治文學相互勾搭的時辰再“譯添”一個文藝的論據給他們應用，盡管這個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兩年后在他的《文藝與政治的邪路》中予以浮現。值得一提的是，做于1927年末的這篇《文藝與政治的邪路》，沒有被魯迅支出《罷了集》《三閑集》，而是在六年后被楊霽云搜集于《集外集》中，孤零零地列在“一九二七年”名下。這種說而不編的做法，再次證實魯迅對這個對的可是有關那時“中國的病證”話題的消極立場。各種以序跋方法提一下而現實不翻譯、不創作、不收編的話語方法，是對話語對象如“文學與政治”，如“不受拘束”[23]的話語維護——不直說，不正面說，可是要話語留白。他愛而不說或許反著說，進而維護所說不被介入的話題，還有如費厄潑賴、饒恕等。

“九二三熱”中的魯迅，無論是創作仍是翻譯，意在做一帖涼藥，瀉失落諸如“民心”“五分熱”“斷指”“我們一貫很好的”“中國書”“讀經”“正義”“究竟還不如我們似的做本身人的奴隸好”等等熱毒，這些熱毒之和即所謂“中國的病證”。熱的病根不往，補藥成毒，所謂“第一著天然是掃蕩廢料，以形成一個使重生命得能出生的機運”者，以此。

“年夜約是疲憊與睡眠缺乏之故，此刻吃藥，大要就可以好罷”的魯迅，熱中伏案，偏多冰語，“夜”“深夜”“深夜將盡”，如許不計后果的任務，頗有些“超出塵埃，擺脫人事”“和睦眾囂，獨具我見”的“精力界之兵士”風度。但是，精力戰斗的同時，是各種身材/物資窘境：“發燒”“睡眠缺乏”“頭昏目炫”“生命的斤兩”“老態可掬”“口腹計”“朽邁”“壽終”。在靈與肉的辯證關系上，從頭思慮我是誰，文學是什么的最終題目，在“九二三熱”前后，成為魯迅文學的一年夜特色。

1925年，日誌中魯迅的“性命之火”灼熱熄滅著：作文、說話、上課、書帳、編纂、翻譯、寫信；他簡直一向在做那“攻擊病根的任務”，是以一向處在“熱”的狀況。全年中只要一天破例——6月21日，魯迅當日日誌了七個字：晴。禮拜歇息。無事。

二、“我活在人世”

“假如要用一句話來歸納綜合魯迅平生的思惟和精力，那么我以為最適當的或許是七個字：對人的最終關心”。[24]

對最終畢竟的題目，早在1919年，魯迅就說過他的立場：“我本身了解，不特并非創作者，并且也不是真諦的發見者。凡有所說所寫，只是就常日見聞的事理里面，取了一點心認為然的事理；至于最終畢竟的事，卻不克不及知”。[25]1935年，他借木刻題目也說過“最終”之不成求、不用求的不雅點：“（木刻的最后的目標與價值）這題目之不克不及答復，和不克不及答復‘人的最后目標和價值’一樣。”“但我想：人是退化長索子上的一個環，木刻和其他的藝術也一樣，它在這長路上盡著環子的義務，助成奮斗，向上，醜化的諸種舉動。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畢竟如何呢？此刻還沒有人可以或許答復。”[26]作于1925年中的《墓碣文》，魯迅詰問“心之本味”，也在其最終畢竟思慮的延伸線上，成果也是一個“不克不及答復”。

魯迅“心之本味”和魯迅“性命的泥”無法離開，或許說，是先有“性命的泥”才有“本味”而非相反。《墓碣文》與其說是魯迅要追求“本味”，不如說是要解構“本味”，是對憑充實蹈，美好而不真正的的一切“好的故事”的離別：“漂渺的名園中，奇花怒放著，朱顏的靜女正在超然無事地逍遠，鶴唳一聲，白云郁但是起……這天然使人嚮往的罷，但是我總記得我活在人世”。

“我活在人世”，這是“九二三熱”愈后三個月，魯迅在1926年4月10日寫的《一覺》中的話。這里的“人世”，和1925年1月1日的“感得全人世”[27]、1925年4月22日“物資的頭”（《春末閑談》）、1925年9月30日“滿有著苦痛和悲涼的人世世”（《往星中》）、1925年12月30日“不單是住在象牙之塔里”（《<出了象牙之塔>后記》）一道，配合彰明顯魯迅文學“用唯物論盡向深邃處鉆曩昔”的“人世”轉向。這個時辰，魯迅幾年前“第一要著”中的“病逝世幾多是不用認為不幸的”的冷淡曾經被代之以“我活在人世”的熱忱，“并非急切而不克不及已于言”而不被約請即不做文章的“要我寫”狀況，逐步變為“一切情況，只要我一小我了解，不克不及傳給社會，不是掉了意義么”[28]的“我要寫”。只不外，顛末“九二三熱”的疾病體驗后，魯迅自己“精力的頭”和“物資的頭”合二為一，“我要寫”的文學將年夜年夜異于“要我寫”的文學。魯迅文學從單向度的精力文本向“在人世”的文學轉向之勢，曾經成為必定。

魯迅作文的“第一要著”，出自于他1922年的《<呼籲>自序》。魯迅留日時代和五四時代的文學，作為“第一要著”的實行，具有很強的精力文天性質，這對詳細的、“體魄健全”而“精力愚弱”的“公民”來說，不啻為一種對的而冰涼的文學不雅。魯迅對這種文學及其帶來的“文學家”聲譽是不知足的，由於他不滿足其“寂寞”和“有力”的命運[29]，這可證之以《<呼籲>自序》中大批的遲疑、轉機詞匯。五四以后，魯迅文學逐步進進“第二過渡期”[30]。和之前文學比擬，魯迅此時代文學的最年夜變更，是謝絕“一切都要從靈向肉，度著幽魂生涯”（《<出了象牙之塔>后記》）。魯迅文學中小我生涯史的內在的事務越來越多，無論是虛擬性的“五種創作”仍是非虛擬性的雜文，甚至是他的翻譯和學術文，都成為“魯迅”這小我的性命與生涯的特別話語。

魯迅是誰，怎么寫，對這種人與文的最終題目，魯迅已經熱衷于思惟和文學的計劃，即所謂精力界之兵士：“假如說晚期倡導迷信，還帶有洋務派的烙印，餐與加入反動運動是受了反動派影響，思慮‘公民性’是遭到了梁啟超‘小說界反動’的沖擊，那么，當他將平易近族回復的盼望依靠在‘和睦眾囂，獨具我見’的精力界之兵士身上時，他終于找到了一套本身的話語系統，與那時風行的思惟家和政治家各奔前程了。”可是跟著對“中國的病證”熟悉的深刻，尤其是“九二三熱”的體驗，魯迅從“精力界之兵士”逐步回回人世。是以，和思惟家政治家各奔前程[31]不外是魯迅的第一次轉向，“九二三熱”以后，魯迅醞釀著和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家”各奔前程的、可稱為雜文自發的第二次轉向。

1925年末，在浩繁“人世”著譯文字之后，魯迅翻譯廚川白村文藝論文集《<走向窮鄉僻壤>序》，呈現“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如許的話，可以說這是魯迅思慮“我是誰”的一個癥候。此文中關于文學家兼社會運動家的成分，對應著魯迅的相干思慮：“在我所親近的英文學中，無論是雪萊，裴倫……都是帶著社會改革的幻想的文明批駁家；不單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32]文學參與社會，文學家兼社會運動家，這是“熱中”的魯迅對1925年的總結，也是對以后途徑和自我成分的新定位。無獨佔偶，魯迅此時翻譯的《出了象牙之塔》第九篇，即研討英國作家兼社會運動家的摩理思（W.Morris,1834-1896）的《從藝術到社會改革》，有對摩理斯以文學家的成分停止社會運動的一段評論，簡直可以拿來作為魯迅上述文字的論據：

他的前半生，摩理思是純然的藝術至上主義的人，又是一種的幻想家，羅曼主義者。但在別一面，也是運動的人，盡力的人，所以對于實際生涯的固執，也很激烈。一面注全力于詩歌和裝潢美術的制作，那眼睛卻曾經不離四周的社會了。

文學與社會，文學家與社會運動家高度重合，正如譯文開首的“引文”所說，“藝術家、詩人、工匠摩里斯就是社會主義者摩理思；換言之，社會主義者摩理思就是藝術家、詩人和工匠摩理思。[33]

早在1907年，魯迅就在《摩羅詩力說》中呼吁“精力界之兵士”，學界也一向將之視作“文學者”魯迅的成分定位。可是，1925年“九二三熱”后，魯迅對“人世”“物資”的器重，對文學家兼社會運動家成分的幾回再三說起，使精力界兵士逐步從天上下降，下降，直落到中國的地盤上，成為“在人世”的“精力界之兵士”。在此時，魯迅翻譯了六篇、創作了十五篇與“兵士”相干的文章，這個下降經過歷程，就反應在魯迅這些文章里[34]。這些文章，在用詞、看法和立場上構成互文關系，是魯迅對“我”——在人世的精力界之兵士抽像的辯證思慮，之后的系列雜文集和《故事新編》也不竭重復、飽滿著這些抽像。這些文章都從精力和物資兩個方面論述兵士和戰斗的主題：一個是兵士的物資性匱乏，另一個是戰斗的精力性苦守，二者構成一種奇詭的正比例關系。細讀這些文章可知，以“九二三熱”為界，魯迅對“兵士”的精力屬性有過一個詰問、搖動和修正的經過歷程，總體走向是從冷到熱，從超然到參與。魯迅“對人的最終關心”，也以從肉向靈的方法完成。

起首，兵士戰斗的精力屬性并沒有轉變——兵士是什么，取決于敵手，魯迅照舊緊扣“中國的病證”的精力性，以敵手的“無物”來界說本身的精力性。如1925年6月11日和13日，魯迅三天內兩次提到“巧人”：“白用了很多就義，而反為巧人獲得自利的機遇”；“有很多巧人，反應用機遇，來獵取本身今朝的好處”。巧人，魯迅又稱之為“陰柔人物”，“聰慧人”“聰穎人”，固然有陳西舞蹈教室瀅、章士釗等詳細人物作為“典範”，但魯迅現實上指的是善于“舞文玩法”“包著本身，往恐嚇他人”的思惟行動。以此為對象的戰斗，只能是精力性的。為了包管戰斗的精力屬性，魯迅不吝謝絕一切人世情感的掛念，甚至冷淡地謝絕感謝與好意。他1925年4月11日給趙其文的信中，對此有直白闡明：

凡有富于感謝的人，即不難受他人的連累，不克不及超然獨往。

感謝，那不待言，無論從那一方面說起來，大要總算是美德罷。但我總感到這是約束人的。譬如，我有時很想冒險，損壞，簡直不由得，而我有一個母親，還有些愛我，愿我安然，我由於感謝他的愛，只能不照著本身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尋一點糊口的小生計，度灰色的生活。由於感謝他人，就不克不及不慰安他人，也往往就義了本身——至多是一部門。

又如，我們通了幾次信，你就記得我了，但未來我們假設分屬于相反的兩個戰團里開仗接戰的時辰呢？你假如早已忘記，這戰事就不受拘束的多，倘你還記取，則當非開炮不成之際，也許由於我在前方里面，忽而有點遲疑，于是就會掉敗。

《過客》的意思不外如來信所說的那樣，便是固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對抗盡看，由於我認為盡看而對抗者難，比因盼望而戰斗者更英勇，更悲壯。但這種對抗，每不難蹉跌在‘愛舞蹈教室’——感謝也在內——里，所以那過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簡直不克不及進步了。[35]

這里，魯迅順帶說明了一下《過客》中過客對小女孩的好心的謝絕，值得留意。這是由於，這種感情上的通情達理也呈現在魯迅此前此后創作的《故事新編》諸人物那里，如女媧之超然、后羿之冷靜、玄色人之冷淡、年夜禹之緘默、墨子之剛毅獨行。正如過客不克不及不在乎小女孩的“好意”，“每不難蹉跌在‘愛’——感謝也在內——里”，超然的同時具有了人世屬性。女媧等人物也不再是超然的“精力界之兵士”，而是周全繼續成長了魯迅此時所器重的人世詳細性：從事精力界工作的同時，處處遭遇人世世的“華蓋運”，不是被訓斥傷風敗俗，就是陷于“疲乏”“烏鴉炸醬面”“鼻塞”“告狀”等實際牽絆中，確切有“每不難蹉跌在‘愛’——感謝也在內——里”的風險。

致趙其文信后，魯迅仍連續思慮這個題目，于5月5日的《雜感》中提出“無淚的人”的概念。無淚，源自魯迅1903年在japan(日本)時代《浙江潮》上“無涕可揮，年夜風滅燭”的記憶。無淚的人，如《鑄劍》中的玄色人，毫無怙恃、老婆等家人的牽絆[36]，不會于決盡與留戀中遲疑。

但也有由於感情羈絆而消解戰斗意志的“背面教材”。1924年，王魯彥創作小說《燈》，講述的就是母子家人世留戀與決盡的故事，和魯迅作于此時代的《過客》《墓碣文》《衰頹線的顫抖》《如許的兵士》有類似的感情主題，也和魯迅《鑄劍》的醞釀、寫作和頒發同步。魯迅十年后將之支出本身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年夜系小說二集》中。《燈》中的兒子以手剖心，還給母親，本身的心和母親的心合二為一，熱血沸騰。兒子說：“母親，我不再悲觀了，我愿意做‘人’了。”[37]這篇小說，抽像地詮釋了魯迅所謂“逝世于對手的鋒刃，缺乏悲苦；逝世于不知何來的暗器，倒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逝世于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37]，也可以詮釋他掉往母親的孩子幹事“更英勇”更“無掛念”的氣憤言說。此中的“我愿意做‘人’了”，模擬《狂人日誌》“愈赴某地候補”，也相似魯迅“在北京尋一點糊口的小生計，度灰色的生活”，都可看做“兵士”為“人世”所累、廢棄“不問成敗的戰斗”行動。

其次，兵士的精力屬性必定浮現為“我活在人世”的形狀。“精力界之兵士”在此時不再“超出塵埃，擺脫人事”（《文明偏至論》），而是要“民心”和“平易近力”統籌，“公平和武力合一”[38]，這是精力界之兵士的人世詳細性。“九二三熱”后，魯迅性命和“魔障”搏斗的熱，形成的苦楚與悲涼，是魯迅的，也是有異樣保存體驗和抗爭的中國人的。是以，魯迅在熱中體驗的苦楚與悲涼，就不再由於它的多數個別性而“病逝世幾多不用認為不幸”了。相反，從“中國的病證”中取材“熱，但是滿有著苦痛和悲涼的人世世”，反而可以辯證地生出“領導公民精力前程的燈火”[39]及其“唯心之光”來。從此以后，魯迅文學在從留日時代的白話論文向著“五四”民眾轉向、取得“文學家”稱號以后，再一次向著民眾中的“個”轉向：追蹤關心身邊瑣事，從肉向靈，以小見年夜，在最廣大的精力和物資細節層面上觸及到了“中國的病證”。從此，以魯迅性命之火凝集的魯迅文學，真正成了療救“中國的病證”的“一劑涼藥”。

“魯迅之為魯迅的巨大處，只是在于他在汗青與價值的心思沖突與煎熬中，終于沒有落進烏托邦而終極咬著牙關選擇了汗青，并且在對汗青的固執中，同時沒有舍棄對人的最終意義的關心。所以他的文章既佈滿著汗青感，又不乏情面味，他在二者中掌握住了需要的張力。”[40]這個張力的兩頭，一端“最終意義”，一端小我史，一冷一熱，在1925年“九二三熱”后逐步會合。從此，魯迅的“精力界之兵士”才得以“活在人世”，成為普羅民眾中“無涕可揮，年夜風滅燭”式的豪杰；魯迅文學不再是超然的“冷而溫和”的精力文本，也不是熱而瑣碎的小我感到，而是小我與群體、汗青與當下、“心靈和上蒼”[41]訂交流的中介，實在擔當起其攖心-立人-立國的文明任務。

注釋：

[1]錢理群、程桂婷留意到魯迅的發燒與性命體驗的題目，但前者所提的是魯迅1923、1936兩次年夜病；后者重點研討魯迅1913年的發燒數據及其對魯迅小說創作的影響。分辨參看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3年版，第116頁；程桂婷：《疾病對中國古代作家創作的影響研討：以魯迅、孫犁、史鐵生為例》，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2015年版，第40頁。

[2]廚川白村著，魯迅譯：《出了象牙之塔·從靈向肉與從肉向靈》，《魯迅譯文選集》第2卷，福建教導出書社2008年版，第355頁。

[3]魯迅甲寅日誌5月12日誌“下戰書年夜發燒，急回臥，并服雞那丸兩粒，夜半年夜汗，熱稍解”。這里的雞那丸即規那丸，有時也被記為金雞那小丸。魯迅乙卯、乙未日誌有“八粒”“十粒”的記載，但只是“乞得”或“寄”而非服用。《日誌131031》《日誌140512》《日誌140930》《日誌150126》《日誌190807》，《魯迅選集》第15卷，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85頁，第116頁，第135頁，第157~158頁，第376頁。

[4]周作人：《周作人日誌（上）》，年夜象出書社1996年版，第669頁。

[5]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記》，《魯迅選集》第10卷,第269頁。

[6]魯迅：《手札041008致蔣抑卮》，《魯迅選集》第11卷，第329頁。

[7]張旭東：《盼望與躁動：魯迅雜文產生學小史（上）》，《魯迅研討月刊》2022年第8期。

[8]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記》，《魯迅選集》第10卷,第270頁。

[9]“性命力茂盛的人，遇著或一‘題目’。題目者，就是橫在性命的躍進的路上的魔障。性命力和這魔障相沖突，因此產生的熱就是‘思惟’”。《出了象牙之塔·十三、思惟生涯》，《魯迅譯文選集》第2卷，第325頁。廚川白村氏的“魔障”，確實說是魯迅用的魔障一詞，和魯迅用的華蓋運一詞，都源自釋教，表現錘煉性命的困厄，在魯迅《性命的路》中又被稱作“鐵絲網”，而鐵絲網也出自《地躲經》，是天堂中物。從這些名詞可知，魯迅看待性命的立場是積極的、英勇的，頗有釋教中煩心傷腦即菩提之智。這一點上，魯迅和頗解釋教的尼采也有共識。在《快活的常識》中，尼采說：“到本身的地獄之路，常是顛末本身的天堂的欲界的”。尼采著，梵澄（徐梵澄）譯：《快活的常識》，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第195頁。

[10]魯迅：《手札250930致許欽文》，《魯迅選集》卷11,第517頁。

[11]魯迅：《廈門通訊（二）》，《魯迅選集》第3卷，第392頁。

[12]魯迅：《兩地書·八》，《魯迅選集》第11卷,第32頁。

[13]許壽裳：《我所熟悉的魯迅》，國民文學出書社1961年版，第8頁。

[14]魯迅：《兩地書·十》，《魯迅選集》第11卷,第41頁。

[15]廚川白村著，魯迅譯：《出了象牙之塔·十二、性命力》，《魯迅譯文選集》第2卷，福建教導出書社2008年版，第323頁。

[16]好比同是百草園，魯迅的“樂土”和周作人的“瑣屑零星”園正好相反，見鐘叔河：《周作人散文選集》第11卷，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第577頁。

[17]《魯迅景宋通訊集：<兩地書>的原信》，湖南國民出書社1984年版，第43頁。

[18]豈明（周作人）：《魯迅的雜文》，鐘叔河編：《周作人散文選集》第14卷，第130頁。

[19]魯迅：《出了象牙之塔·藝術史上的漫畫》，《魯迅譯文選集》第2卷，第381頁。

[20]長谷川如是閑作，魯迅譯：《圣野豬》，《魯迅譯文選集》第8卷，第137頁。

[21]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記》，《魯迅選集》第10卷，第266頁。

[22]魯迅在1928年3月31日做《<思惟·山川·人物>題記》中說，“那一篇《說不受拘束主義》,也并非我所留意的文字。……我本身,倒認為瞿提所說,不受拘束戰爭等不克不及并求,也不克不及并得的話,更有看法,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的。”對不受拘束，不受拘束主義，魯迅不是不倡導，而教學是采取務虛的立場，感到這個和那時中國實際太遠了。《<思惟·山川·人物>題記》，《魯迅選集》第10卷，第300頁。

[23]嚴家炎：《史余短文》，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33頁。

[24]魯迅：《我們此刻如何做父親》，《魯迅選集》第1卷，第135頁。

[25]魯迅：《手札350629致唐英偉》，《魯迅選集》第13卷,第494頁。

[26]魯迅：《詩歌之敵》，《魯迅選集》第7卷,第246頁。

[27]魯迅：《手札340117致蕭三》， 《魯迅選集》第13卷,第11頁。

[28]李拉利：《“從文”仍是“造文”——以魯迅1920年月的“路”與“走”書寫為例》，《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22年第1期。

[29]竹內好著，李心峰譯：《魯迅》，浙江文藝出書社1986年版，第141頁。“第二過渡期”的說法、時限、意義有分歧說明，參看汪衛東《雜文的自發：自我與時期的雙重發明》，《實際學刊》2011年第11期；張旭東《雜文的“自發”——魯迅“過渡期”寫作的古代性與說話政治》，《文藝實際與批駁》2009年第1期；取利鋒《〈不受拘束談〉時代魯迅雜文體裁認識的自發》，《魯迅研討月刊》2011年第4期；錢理群《魯迅雜文》，《南邊文壇》2015年第4期。

[30]張全之：《從施蒂納到阿爾志跋綏夫：論無當局主義對魯迅思惟與創作的影響》，《魯迅研討月刊》2007年第11期。

[31]魯迅：《<走向窮鄉僻壤>序》，《魯迅選集》第10卷，第267頁。

[32]文章開首的引文原文是英文，筆者翻譯的是此中一部門：Morris the artist ，the poet，the craftsman，was Morris the Socialist，and that conversed，Morris the Socialist was Morris the artist，the poet，the craftsman.王世家、止庵：《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第6卷,國民出書社2009年版，第495頁，第499頁。

[33]這些文章是《兵士和蒼蠅》《致許廣平250323》《致許廣平250331》《致許廣平250408》《致趙其文250408》《燈下短文》《雜感》《導師》《雜憶》《新時期與文藝》《答KS君》《通訊（復霉江）》《小說的閱讀和選擇》《孤單者》《傷逝》《思考的惰性》《從胡須說到牙齒》《天然主義的實際及技能》《從藝術到社會改革（威廉摩理思的研討）》《從淺草來》《如許的兵士》。

[34]魯迅：《手札250411致趙其文》，《魯迅選集》第11卷，第477頁。

[35]魯迅說他本不要子嗣，“以盡后顧之憂”，一者煩累，一者連累風險。《手札310306致李秉中》《手札310415致李秉中》，《魯迅選集》第12卷,第260~261頁。

[36]王魯彥：《柚子》，北舊書局1927年版， 第40~41頁。

[37]又如1932年致臺靜農信：“累贅親族生涯，實為年夜苦，我平生亦年夜半困于此，乃至頭白”。分辨見《雜感》《手札320605致臺靜農》，《魯迅選集》第3卷,第51頁；第12卷,第308頁。

[38]魯迅：《補白》《突然想到（十至十一）》，《魯迅選集》第3卷，第107頁，第94頁。

[39]魯迅：《論睜了眼看》，《魯迅選集》第1卷，第254頁。

[40]王乾坤：《由中心尋覓無窮——魯迅的文明價值不雅》，陜西國民教導出書社1996年版，第8~9頁。

[41]孫郁：《魯迅的暗工夫》，《文藝爭叫》2015年第5期。